梁展谈卡夫卡、帝国与共同体

发布时间：2025-05-04　点此：536次

梁展（章静绘）

本年6月3日是卡夫卡（1883-1924）去世一百周年。一个多世纪前，卡夫卡日子在奥匈帝国行将溃散的年代。1914年，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起复仇战役，原计划中的部分战役敏捷扩大为一场“国际大战”。1916年11月，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离世。1916年冬至1917年春，卡夫卡与菲莉丝·鲍威尔的爱情复燃，也在此期间，卡夫卡迎来了创造上的顶峰。1918年，随同第一次国际大战的完毕，奥匈帝国崩溃。

自此，从十七、十八世纪打开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帝国的崩解与民族国家的建构齐头并进，直至1990年代初刚才显出颓势。但是，帝国的鬼魂仍在二十世纪游荡。我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讨所梁展教授的新著《帝国的梦想：文明、族群与未完结的一起体》从全球史的视界动身，选取产生在这一绵长的前史进程中的几桩事例，提醒了构成当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帝国理论的许多杂乱的文学梦想要素，以及躲藏在这些理论论说背面的殖民主义和自在帝国主义颜色。最近，《上海评论》环绕与此书相关的若干问题专访了梁展。

《帝国的梦想：文明、族群与未完结的一起体》，梁展著，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8月出书，351页，49.00元

《帝国的梦想》涉猎人物跨度很大：卡夫卡、康有为、贝尔尼埃（François Bernier）、波德莱尔、安德森父子（James & Benedict Anderson）。书的标题和导语显现，“帝国”是串连全书的头绪，您说“二十世纪是民族-国家与帝国彼此羁绊的前史”。为什么会重视“帝国”？您以为这本书是一本后殖民主义作品吗？

梁展：我的专业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常常要处理近现代德国和法国的文学现象，所以十分天然地会企图取得一种全球性的眼光。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前史学界产生了一系列方法论革新，全球史视界成了越来越多学者的研讨取向。我最早重视到全球史研讨方法的关键，是参加刘禾教师主编的《国际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讨的新途径》这本书。她其时召集了一系列会议，包含约请德国全球史威望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来我国做了一场题为“启蒙的全球史”的演说。康拉德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启蒙运动究竟是十七、十八世纪诞生于西方的部分现象，仍是长达两百年的全球性思维解放运动？康拉德打破了传统的启蒙运动研讨结构，拉长前史时段，放眼国际各地，把日本明治维新、我国五四运动都作为同一场大张旗鼓的思维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我从这儿遭到启示，开端考虑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是否可以相同被置于长时段、多地域，乃至是全球的视界下调查。如此便有了我关于卡夫卡的《我国长城制作时》这一经典事例的研讨，我想打破曩昔研讨中的民族认同结构，把帝国的观念和方法引进文学研讨。

刘禾编《国际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讨的新途径》

在重视帝国问题的一起，我还在进行一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讨，聚集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6）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民族理论。一战期间，在第二国际面临的许多杂乱问题中，帝国主义战役显着是最重要的。为了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垒，社会主义阵营特别需求考虑民族问题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络。其时，对民族问题的评论也到达了一个顶峰，评论的中心是民族自决权，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言语谱系。

比方其时奥匈帝国最迫切要处理的是杂乱的族裔问题和言语权利之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假如想赢得帝国境内许多民族的支撑，就有必要环绕这些问题就帝国未来方向提出合理的政治处理计划。所幸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卡尔·伦纳（Karl Renner）是一位法学家，他从法学视点从头界定了民族的性质。他以为，民族是一个法人、一个法令实体，帝国内的各民族都应该得到其法令位置。因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个民族文明自治的计划，以防止奥匈帝国崩溃。到二十一世纪初，跟着民族割裂主义在全国际鼓起，许多人开端从头点评奥匈帝国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理论的价值。这个文明自治计划不同于区域自治计划，它不与疆域相关，一个民族在帝国内享有崇高的法令位置，但并不与特定地域挂钩。

奥地利国父卡尔·伦纳（1870-1950）

咱们知道，在社会民主党提出民族自治学说之际，斯大林正在维也纳逃亡，他对这套理论十分了解。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吸收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文明自治学说，但批评了其将民族精力笼统化的唯心主义做法，以为民族自治有必要与地域结合。布尔什维克党人提出的区域自治观念，意在处理沙皇俄国面临的问题。为了发起社会主义革新，布尔什维克需求进行大范围革新发动，有必要解放沙俄控制下的少量民族。他们首要要赋予这些少量族裔经济开展权，这意味着给予土地，激起俄国农人的革新动力，鼓舞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新的部队。

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权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建议构成了彼此竞争的联络，这也是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本身是一个前殖民地国家，通过脱节英帝国的殖民控制而取得独立，因而很天然要支撑全球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奋斗。但是它的民族自决权建议有十分大的局限性，它首要鼓舞欧亚大帝国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清帝国境内的少量民族自决，以打破这些被以为是落后的老旧帝国的政治格式，推广美国的全球民主自在政治计划，完结其战略利益。但威尔逊的自决建议却不适用于英法殖民地，《凡尔赛和约》的“十四点平和纲要”对此只字不提。

我这本书不是一本后殖民主义作品，它更多表现了全球史的研讨方法在文学、文明、梦想范畴的运用，它力求打破民族国家前史编纂学的结构，把作家、一般民众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放置于帝国的结构之下，赋予它们一种前史杂乱性。

咱们行将迎来卡夫卡去世一百周年，以《我国长城建筑时》为例，您在书里枚举了关于卡夫卡文本多种不同的阐释途径，为什么您的解说要聚集于他“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

卡夫卡的《我国长城建筑时》写于1917年，直到他死后七年（1930）才宣布，一年后，同名小说集出书，这是卡夫卡死后出书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合集。

梁展：许多人以为卡夫卡的《我国长城制作时》评论的是犹太教内部的对立。但是，假如咱们深化了解卡夫卡的日子国际、他阅览的书本以及其时奥匈帝国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就会发现这部作品有深化的实践涵义。这纠正了曩昔以为卡夫卡的写作是一种心里独白的定见。卡夫卡刻意追求《圣经》式的隐喻写作，虽然抹去了许多实践的痕迹，但从他的手稿中仍能找到许多实践的蛛丝马迹，提醒出他在创造这部小说时的思虑。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前史布景下，卡夫卡考虑的不只是犹太民族的生计问题，更重视犹太民族在奥匈帝国的实践境况。这反映了他杂乱的认同：不只是他个人的和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认同，作为政府官员，他还有对布拉格城市、捷克王国、奥匈帝国的认同。这种多层次的身份认同，交错在一起，造就了卡夫卡作品的杂乱性和多义性，这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从这个视点看待卡夫卡的现代主义作品，咱们必然会自觉地关怀奥匈帝国的问题。究竟，卡夫卡是日子在奥匈帝国的犹太人，是波西米亚王国劳作事端保险局的官员，对帝国怀有深沉的爱情。他的母语是意第绪语，他的个人生计与帝国的存续休戚相关。卡夫卡这一时期的小说和笔记，是以虚拟的方法对奥匈帝国面临的一个严重实践问题的答复：在精力上共同的一个“大奥地利”国家怎么或许？他借《我国长城建筑时》中的叙说者之口说，保持帝国境内各个族群间的退让或平衡，勿使其间的任何一支像春天的潮水般泛滥成灾，这是帝国管理技能的隐秘。小说叙说者也清晰意识到，帝国有必要建立在村庄和当地的根基之上，才会取得新的生命和生机。可以说，关于这个布拉格的犹太作家而言，肉体的皇帝虽然离去了，精力上的帝国和帝王却仍然没有消失。

卡夫卡和未婚妻菲莉丝·鲍威尔（Felice Bauer, 1887-1960）

卡夫卡说，“我根本上便是个我国人，此时正走在返乡的路上”。怎么了解这句话？能谈谈卡夫卡和我国的联络吗？

梁展：关于卡夫卡和我国的联络，已有的论说许多。我想，这种联络是多层面的，包含实践政治和思维文明两个方面。卡夫卡之所以重视我国，部分原因在于晚期奥匈帝国和晚清帝国的政治结构相似，两者都面临西方国家的要挟和崩溃的风险。当然，奥匈帝国的状况更杂乱，还面临俄国的要挟。卡夫卡在无形中将他祖国的命运与清帝国的命运联络起来。在创造《我国长城制作时》时，他参阅了尤利乌斯·迪特马（Julius Dittmar）的行记《在新我国》（Im Neuen China. Reiseeindrücke），小说中衰败的中华帝国形象便来历于此。卡夫卡一生中仅有一部戏曲《守陵人》（Gruftwächter）的修改稿和《我国长城建筑时》中“后宫干政”的传说，均取材于晚清的宫殿政治戏曲。显着，他企图从晚清帝国的前史和政治命运中寻觅处理奥匈帝国政治抵触的方法。

就精力和思维文明层面而言，奥匈帝国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有几条路途，其间之一是文明复国主义，其杰出代表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布伯对我国文明十分感兴趣，征引了许多资料，包含《道德经》，还翻译并解说过《聊斋志异》。卡夫卡日子在犹太人圈子里，他生前仅有问世的一篇以我国为体裁的作品《一道口谕》（Ein Kaiserliche Botschaft）就宣布于布伯修改的犹太复国主义杂志《自卫》（Selbstwehr）上。卡夫卡也期望从东方思维中寻求对犹太民族身份和文明的确证，由于从他者的视点动身，往往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

哲学家、文明犹太复国主义者马丁·布伯（1878-1965）

在文学风格上，卡夫卡十分赏识袁枚的《寒夜》和其他具有文人气质的我国作品。卡夫卡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扔掉公务员身份专职从事写作的主意，他神往我国文人的日子方法，以为他们有相对的创造独立性。他对我国文明的审美兴趣十分认同，曾一遍遍地阅览由汉斯·海尔曼（Hans Heilmann）编译的《我国抒情诗：从十二世纪至今》（Chinesische Lyrik vom 12. Jahrhundert v. Chr. bis zur Gegenwart），玩味唐代、晚明和清代性灵派的诗篇，当然这也与其时欧洲盛行的我国风有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时刻日子在维也纳的德语作家卡内蒂（Elias Canetti）以为，就性格而言，卡夫卡是仅有一位被西方人认可的汉风诗人。

您说“《大同书》与其说是一部民族国家建造的纲要，不如说是一部以人种学和人种改进为动身点的、福泽谕吉意义上的‘文明论’”，表现了“康有为这样的殖民地思维家身上的一个显着的悖论和严重”。您的定论和国内近年关于康有为和《大同书》的很多评论有什么对话联络？

梁展：我之所以从这个视点重视《大同书》和我之前的鲁迅研讨有关。我发现，鲁迅遭到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影响十分大。海克尔的《国际之谜》（Die Welträthsel）等一系列作品深化改动了我国现代常识分子的思维方法，特别表现在鲁迅的前期论文《人之前史》中。海克尔虽是动物学家、博物学家，但他斗胆进入人类学范畴，依照体质人类学对国际各地的人种进行区分，设定了包含四十种人种的等级序列，其间我国人排在第二十七位，是介于半野人和实在文明种族之间的“高级开化民族”，而日耳曼民族则坐落人种的顶端。海克尔还介入实践政治，他与俾斯麦联络亲近，后来被视为纳粹思维的前驱之一。我在行将出书的《文明的岔路：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常识分解及其政治、文明场域》一书中对他的学说有比较详细的评论。黑格尔1820年代提出的遍及前史观念，对欧洲思维界的各个范畴都影响深远，他以为人类精力从东方，特别是印度发源，终究在西方到达极点，黑格尔主义映射到天然科学范畴，就产生了作为文明等级论言语之一的所谓人种等级学说。

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在德国最杰出的传播者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

康有为的《大同书》有一部分内容触及这个问题。我感兴趣的是，康有为的这套常识从哪来。它必定不是源自我国传统，由于我国向来只要华夷之辨，没有如此庞大的全球人种区分理论。后来我发现，康有为虽为儒学家，却吸收了西方体质人类学、人种分类学、移民史的常识，把人种改进视为建造现代我国的重要途径。他期望依据西方的人种区分，将我国人由黄种人转为成碧眼儿，然后跻身于西方高级文明之列。其实不只康有为，晚清时期盛行的“中华民族西来说”也得到章太炎等人的支撑。这一理论以为中华民族并非原生于中华大地，而是来自西方，然后将我国人与西方高级人种相联络。可以说，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常识分子遍及遭到了文明等级论思维的影响。

康有为一家在海外游历时与友人的合影

虽然现在新儒学将康有为推重到至高位置，着重其原创性，但咱们仍需把他从头放回晚清常识出产的布景中，发掘其建国理论背面的西方思维资源。正是在文明等级论思维的效果下，康有为为救国保种，不吝以建构乃至是附会美洲印第安人与我国鲜卑族同种同源之说来强化华夏民族的自我认同，但是，在《大同书》所幻想的文明国际里，这个从前骄傲地具有黄色皮肤的人种终究将由于“漂白化”的战略而归于灭绝。我想，今日咱们相同有必要从头反思晚清到民国的一系列建国计划的西方中心主义颜色。

您对十七世纪欧洲人印度书写的剖析，有同萨义德对后启蒙年代东方学的批评对话的意味。印度前史是怎么进入您的研讨视界的？游览家贝尔尼埃的写作、奥朗则布治下的莫卧儿帝国、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这三者之间构成怎样的联络？贝尔尼埃期望法王以印度为鉴，那“东方”究竟是正面的仍是不和的比方？

梁展：我曾对马克思经典作品中关于亚细亚出产方法的论说十分感兴趣。不论是马克思、韦伯，仍是李约瑟，受年代要素约束，都企图答复一个带有西方中心论颜色的问题：为什么东方国家没有产生现代化。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将此归因于亚细亚出产方法，以为东方社会特别是印度缺少私有制和商业精力，然后未能激起工业革新。我从这儿动身，期望寻觅马克思得出这一定论的原因及其背面的常识谱系。很显着，马克思引用了法国医师、哲学家、游览家弗朗索瓦·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帝国游览记》的说法。

描绘贝尔尼埃游览的版画，绘于1710年。

假如把贝尔尼埃和他的四卷作品置于十七世纪的前史气氛中，咱们会发现这部《游览记》并非今日意义上的前史作品，它融入了许多游览家自己的片面感触。贝尔尼埃虽然在莫卧儿帝国日子多年，却甚少触摸一般民众，他首要在宫殿中活动，对印度人的日常日子所知不深。他的调查带有显着的片面颜色和误解，意在通过描绘莫卧儿帝国，批评路易十四年代对私有制的压抑，然后到达向法国君主进谏的意图。贝尔尼埃以为，西方的商业和资本主义开展有赖于私有制，东方国家虽然暂时富庶，但因缺少私有制，全国产业归皇帝一人全部，不会将金银用作钱银投入经济活动，而没有开展出路。今后见之明看，这些对印度社会的剖析是很成问题的。即使到了马克思的年代，西方对原始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那时欧洲人的游览记往往带有很强的片面性，马克思自己对美洲社会了解，也仅仅是通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来的人类学很大程度上现已推翻了这些理论。

为什么西方人固执地以为我国是东方独裁主义的代表？这个形象并非古已有之，东方独裁主义理论的源头是孟德斯鸠。启蒙年代，伏尔泰等人大力赞扬我国的开通君主制，用来对立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教权和君权，孟德斯鸠对此不以为然。他阅览了耶稣会士的我国游览记，约见了一位自广东来巴黎的天主教徒，把他们十几次说话的内容加以收拾，提炼出所谓东方独裁主义社会的说法。在《法意》中，他用环境决定论解说东方政治准则的来历：欧洲气候温文，土地肥美，赋予了欧洲人自在思维；相比之下，东方的土地瘠薄，依托灌溉，政府发动、逼迫民众劳作，构成了独裁的水利社会。这一理论广受西方人的欢迎，直到前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魏特夫写《东方独裁主义》仍是在拾孟德斯鸠的牙慧。今日我国和美洲的考古学都发现，水利社会并不简略对应于独裁主义，无论是我国仍是印加文明，国家的产生都早于水利社会的构成。

咱们要以杂乱的眼光、从十七世纪欧洲的实践政治状况来审视其时的东方写作。至少在那个年代，西方的经济实力没有强壮，对东方的描绘还处于十分对立含糊的状况。一方面，他们仰慕东方的开通独裁准则和财富，这对其时已堕入十七世纪总体性危机中的西方产生了强壮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为了警示法国和整个欧洲的君主，他们将东方陌生化、妖魔化，描绘成没有私有产业、皇帝占有全部的社会，以为这种社会无法继续，然后促进西方人知道到创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财务国家的必要性，并看到了土地和财富的过度会集有碍于资本主义商业的进一步开展。

您关于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国内小财物阶层常识分子/密议家/波西米亚人/流浪汉/民主派/共和党人/鬼魂的评论，和您的一起体研讨主线之间是什么联络？

梁展：我对法国小财物阶层的评论，和我本年晚些时候将出书的《寻觅新的主体》一书所收《国际主义、种族革新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以〈天义〉〈衡报〉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寻觅新的主体：西耶斯、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对政治一起体的幻想》两篇文章构成一个全体。我开始想通过调查《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在东京产生的布景，评论为什么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确认的革新的前史主体——无产阶层在我国的革新实践中变成了农人阶层。《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进程，产生在中日两国革新者亲近沟通的特别前史语境中，产生在晚清详细的社会方法下，译者有意使用《宣言》来发动社会。掌管翻译的刘师培作为经学家，从传统社会发掘社会主义要素，发现我国农人是能促进社会产生改动的一股力气。他以为无中心的共产主义安排方法在我国早就存在，比方《汉书·张鲁传》记载的按需讨取的“义舍”准则就相似原始共产主义，他便想罗致传统资源，行社会主义革新，因而把《共产党宣言》中的无产阶层弱化，转而着重农人阶层的效果。这便引导我回头考虑马克思早年是怎么把社会革新的主体确以为无产阶层的，我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调查了无产阶层主体的寻觅进程，企图解说《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层首要有必要取得政治控制，上升为民族的阶层，把本身安排成民族”这句话的意义。

刊于《天义》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

这一起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作为不和，小财物阶层为什么会令马克思如此绝望？马克思在欧洲的阅历，特别是1848年革新期间的阅历，让他亲眼见证了这一集体的言行。他深化了解过小财物阶层常识分子的社会来历、生计状况、参加革新的动机及其在实践政治中的表现，马克思发现他们有浓重的抱负化颜色，期望社会能在一朝一夕内就产生革新性改动，乃至等待奇观的呈现。后来，本雅明将这种现象解说为革新的美学化，这是小财物阶层的通病：不依托实践，没有安排，沉溺于梦想，如为艺术而艺术一般，为抵挡而抵挡，为革新而革新，将政治审美化。马克思以为这没有出路。拿破仑第二帝国使用了小财物阶层的赋性，这显着于社会主义革新的完结无益。因而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以为小财物阶层不行靠，不是革新的主体，并把目光投向了无产阶层。

梁展译《前史的天使：罗森茨维格、本雅明、肖勒姆》

这与黑格尔不同。黑格尔从前一直在测验寻觅一个可以完结国家精力和道德的遍及等级，既代表本身又能统筹一起的利益。他开始以为是差人、学者和战士等级，由于它们的特别利益与国家的遍及利益严密交融在一起，后来以为是有教养的土地贵族，由于这一等级的“产业的无依托性”，它们便具有独立毅力，这构成了遍及的政治联络即国家精力。但在马克思看来，源自费希特的产业赋予自在的观念，不能使财物阶层社会变公正。他以为产业天然会与特权结合，将公民的利益置于一边。马克思当然也对立农人阶层，特别是他看到第二帝国时期，农人简略的爱国心被拿破仑二世使用，后者赋予他们土地，使他们成为小出产者。他们目光短浅，缺少微观视界和国际前史开展的眼光，没有资历承当革新主体的职责。以上合而观之，咱们就能看出马克思前期在寻觅前史主体进程中的几个阶段。

您说《梦想的一起体》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将印尼民族主义方法加以全球化、普世化和理论化的成果，安德森解说的中心——或者说公式——是“精英主义和精力性”，是宗主国启蒙+印刷资本主义。能简述一下您对他理论的批评吗？

《梦想的一起体》1991年修订本

梁展：《梦想的一起体》这章是我研讨第二国际民族理论的延伸。我想深化了解当今最盛行的民族主义理论，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理论背面的常识谱系。由此我察觉了安德森民族主义理论书写背面的政治意图，发掘出安德森父子与英国殖民主义的联络。本尼迪克特的父亲詹姆斯·安德森是赫德主政的我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招募的关员，换言之，是殖民官员，和大多数状况相同，他与殖民国家的情感联络十分松懈。我发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认同理论实践上来历于他的宗族布景。他的祖辈作为爱尔兰定居者，在爱尔兰取得独立战役成功后支撑英格兰主导的联邦主义，他的父亲则支撑爱尔兰独立运动，这些都刻画了他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情绪。他将爱尔兰的民族认同投射到国际上全部的后殖民国家，特别是二战后新式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中。

安德森早年支撑反殖反帝运动是契合美国的干流意识形态的。正如我之前说到的，1914年后，美国威尔逊政府通过在全球推进反殖反帝运动而取得名誉。二战后，安德森如同站在左派态度上，支撑印尼民族革新、民族独立，但从深层次看，他仍然在英美的言语系统之中。这也解说了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今后，安德森如同转变了态度，批评印尼政府，支撑民族别离运动。他的内核思维是共同的，都是运用同一套民主自在理论。安德森抱负的民族主义路途，简略来说，便是多民族国家境内的少量民族别离、独立建国，新式民族国家与前宗主国不完全脱离，维系着精力友善、文明交游和经济联络，乃至在民主自在的基础上向联邦主义开展，可以说，这正是美国的方法。但是，印尼实践政治的开展并不契合安德森的料想。甚者，想要战胜印尼的别离主义，光靠安德森建议的“忘记苦楚”是不行的，有必要在宗教和精力要素之外寻求更为合理有用的经济开展、资源分配和政治参加方法。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58年在阿姆斯特丹

人们阅览《梦想的一起体》，常常误以为它是从客观的人类学理论、从“过渡礼仪”和“同伴”友谊开展出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实践上否则，安德森企图在爱尔兰民族主义与印尼和南美民族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同构联络，以期建立一个遍及的民族主义模型，但他的理论却终究沦为无视东西方民族主义差异的一种自在帝国主义的梦想。许多我国学者不加思索地将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运用于咱们的人文学科，或许会导致各种理论的、实践的问题呈现。

通过几个世纪，“帝国”崩解了，“民族国家”似也危如累卵。已然一起体“未完结”，那在当下，咱们该等待怎样的一起体理论和实践呢？

梁展：为什么说一起体没有完结？九十年代以来，跟着苏东阵营的崩溃，国际范围内呈现了民族割裂运动，即使在自在主义阵营，这种现象也频频产生，例如美国的加州独立运动、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怎么或许遏止别离的趋势？这是咱们需求沉思的问题，也是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缺失环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民族理论着重民族自决权，列宁曾清晰指出，民族自决权便是民族别离权，显着这套理论在今日亟待更新。列宁其时幻想的方针包含两个环节：首要，赋予沙俄境内的少量民族以民族自决权，使他们独立，抵挡沙皇的控制，以到达革新发动效果。其次，假如这些少量民族各自成立了共和国，可以在自在的基础上从头构成一个联盟国家，即苏联。但是，第二个环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今后失利了。原因在于，它过火着重境内的民族身份问题，乃至为接近消失的民族赋予称号和文字，但却疏忽了怎么保护国家的共同。从二十世纪欧亚大陆四大帝国崩溃后新式民族国家的前史经验来看，这些脱离帝国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不完善，无法处理民众的日子问题，更无法保证疆域安全。

这个意义上，怎么重建一起体，是当今国际的不同阵营都需求考虑的问题。咱们国家正在酝酿一个关于中华民族一起体理论的学科，而要使这一理论完善且有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对一起体问题的评论成为热门。1983年，也便是在《梦想的一起体》出书的同一年，让-吕克·南希出书了《无用的一起体》（La communauté désœuvrée），莫里斯·布朗肖出书了与南希进行争辩的《不行言明的一起体》（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彼时，西方人走入了一个十分对立的地步。布朗肖和南希虽然都有左翼倾向，但他们从一起体分裂得出的经验是，着重一起体就意味着暴力。为了防止这种暴力，他们建议退回心里，极点的观念如布朗肖所说，写作即面临别人，这便是一个一起体。全部皆成内涵，实践社会一起体的安排方法被完全扔掉。但没有安排，就没有社会，没有民众的幸福日子。就此而言，全球范围内的一起体理论还远未构成，需求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一起为之尽力。

您这本书触及思维史、概念史、翻译史、全球史，与此一起，书里也有很多文学印迹：卡夫卡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的富丽辞藻、作为文学“传奇”的《大莫卧儿帝国游览记》。能谈谈您对文学和史学的联络的观点吗？

梁展：二战后，文学理论范畴产生了巨大的改动，结构主义和方法批评兴起。方法批评背面有暗斗意识形态的影子，特别是《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和沃伦，他们受美国中情局的支撑，引导大众重视纯文学方法，而忽视文学所反映的社会思维内容，这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表现了方法主义的意识形态圈套。到八十年代，福柯和巴特在六十年代提出的“主体逝世”和“作者逝世”理论逐步落潮，人们呼喊“主体的归来”，再度着重社会革新的必要性，对立安于社会不公的现状。

与此一起，史学也在改动叙说方法。自兰克以来，史学着重自己是史料学，但这一导向使其缺少从前的（虽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前史哲学视界，无法对人类未来社会开展提出启示。西方史学近几十年的一个根本改动在于扔掉微观视角，转向微观的文明史研讨。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这位曾任美国前史学会主席的女人，首先推翻了传统史学对客观史料的重视，她的《马丁·盖尔归来》交融了文学和电影的方法，参加了虚拟的、或许性的和估测性的元素。之所以要将文学颜色和叙说方法融入史学，我想首要是为了将史学触角伸向一般民众的日常日子，更深化了解人、了解社会前史主体。史学需求文学的方法、虚拟和梦想来丰厚其方法论。

二战以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法国的新小说，重视内涵求索和自传性独白，扔掉了对外在国际的调查，使咱们远离社会日子，这和萨特那一代的写作有了根赋性的不同。今日咱们着重文学史学化的意图，便是要使文学创造再次面临国际，勇于调查和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系统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分配和对人的异化。2009年，四十多位法国海外作家宣布宣言，宣称法国文学已死，由于自格里耶以来的一系列的小说试验和解构风气，都扔掉了对外在国际的书写。这些作家呼吁文学从头入世，评论当时社会不公的前史本源。在文学研讨范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将文学作品置于详细语境中进行前史化剖析。我想文学和史学的结合，可以全面更新我国人文学界的方法论，让研讨者不囿于笼统的理论考虑，而是凭借文学及其前史语境取得更详细的治学维度。只要在文学和艺术将一个实在的国际打开和保护起来的那一瞬间，人才被赋予了时刻，新的前史便得以产生。

汹涌新闻记者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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